全球气候治理重塑经贸规则
相关研究表明，嵌入国际贸易中的二氧化碳排放约占全球二氧化碳排放的20%至30%，国际贸易已成为全球碳排放转移和碳责任分担的重要载体。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电池法案等单边措施出台，要求出口欧盟的产品、技术和服务符合碳排放的合规要求，将碳足迹核算与合规认证嵌入市场准入与供应链管理，通过成本传导形成外溢效应，在客观上抬升了他国产品进入相关市场的门槛，形成以绿色低碳标准为核心的贸易壁垒，推动全球贸易与产业竞争规则重塑。
国际经贸规则变化的深层动因在于：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使生产跨越国界，要求国家之间规则协调；伴随应对气候变化和发展数字经济，新技术、新产品和新业态涌现，需要构建对应的标准体系；新兴经济体崛起使国际标准制定权利结构发生变化，世界范围内急需构建新的国际规则和标准体系。
当前，标准在国际竞争中的战略性作用愈发凸显，发达国家和主要新兴经济体将标准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加快在新兴产业、社会治理等关键领域的新一轮布局。技术标准与合格评定日益成为贸易规则的重要载体，并通过影响技术路线与市场准入，强化其战略属性，是主导技术趋势、影响产业生态、决定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关键要素。我国在部分绿色低碳产业链与应用场景上具有比较优势，具备成为国际绿色低碳标准制定引领者的条件，能够将自身发展优势转化为国际制度性话语权优势。
标准制定权成竞争新焦点
随着经济全球化纵深发展与国际贸易不断扩大，国际标准制定权成为国家塑造市场规则、巩固产业优势的重要抓手。标准领先以技术领先与产业组织能力为支撑，并通过供应链规则传导塑造产业生态。在全球化产业竞争中，标准不仅是技术规范，也是制度性竞争工具。国际标准凝聚各国先进技术成果与工程经验，是跨境经贸合作中实现产品、工程与服务互认的重要技术基础，以兼容与互通为导向，有助于减少不必要的技术性贸易壁垒，降低重复检测与重复认证成本，强调在共同规则下实现更低交易成本与更高市场效率，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同时，国际标准具有显著的利益分配效应。标准制定过程涉及术语体系、测试方法、数据口径与合格评定程序等内容，主导者容易将自身技术路径、产业实践与监管逻辑固化为通行规则，进而获得制度性先发优势。相较之下，参与不足的一方往往需要承担更高的合规成本与转型成本，并在市场准入与产品竞争中处于被动地位。
在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能源资源利用与社会治理等议题推动下，国际标准的内容设置持续向绿色低碳领域延伸。绿色低碳技术快速迭代，在方法学与数据基础方面仍存在空白与分歧，为标准竞争提供了新空间。随着绿色议题在贸易规则中的权重上升，加快绿色规则与标准的衔接互认越来越成为大国竞合的重要领域。
对我国而言，绿色低碳标准竞争既带来外部合规压力，也带来参与规则供给的战略机遇。要依托优势产业链与规模化应用场景，完善国内标准与合格评定基础设施，提升标准国际化与互认能力，从重要参与者走向规则与标准的积极供给者，为外贸高质量发展与产业升级争取更稳定、更可预期的制度环境。
强化标准互认应对绿色贸易壁垒
随着国际贸易规模扩大与产业链跨境分工深化，贸易摩擦呈现规则化、技术化特征。我国深度融入世界经济并保持较强的货物贸易竞争力，“新三样”产品出口成绩亮眼。然而，中国产品和服务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也面临绿色贸易壁垒。一些国家以维护国家安全、保障人类健康和安全、保护环境、保护劳动者权益等为由，对进口商品制定强制性或非强制性技术法规、标准，设置苛刻繁琐的合格性评定程序，从而提高对进口产品和服务要求、增加进口难度，最终达到限制进口的目的，形成技术性贸易壁垒。
标准是国际贸易的通用语言，必须推动绿色规则形成更强的可比性、可解释性与可互认性，推动多边贸易体系稳定。若缺少对各国发展阶段、产业结构与治理能力差异的充分考量，新规则与新标准容易在执行层面演化为绿色壁垒。
当前，绿色低碳标准体系仍处于快速演进阶段，国际互认衔接框架并不完备。一些国家出台单边的政策法规，针对进口产品、技术和服务提出合规性要求，而面向具体行业与产品的碳足迹方法学、数据质量要求与第三方核证规则仍存在差异，导致不同体系下的核算结果可比性不足。如果相关国家围绕产品碳排放核算规则与碳足迹标准的磋商谈判不成功，便容易形成事实上的技术标准壁垒。全球碳排放核算体系由发达国家主导，以国家主权范围内的生产侧碳排放核算为主，基础数据主要由西方发达国家政府、科研机构以及商业公司发布。从核算方法看，现行体系侧重生产侧排放，忽视了消费侧责任，导致一些经济体承担了不合理的减排压力。制定国际互认的碳核算标准是助力中国企业迈过这道“碳关卡”的关键一环。
国际经贸规则和全球价值链深度重构为我国提升产业绿色低碳竞争力带来机遇。作为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市场和清洁能源设备制造国，我国亟待理顺国内标准体系与国际规则衔接的底层逻辑，加快制定与国际规则衔接的绿色低碳标准体系，持续完善“标准—产业—贸易”联动生态。
提升绿色低碳标准国际影响力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国办印发的《关于以高水平开放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大力发展绿色技术和绿色服务贸易。生态环境部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建立碳足迹管理体系的实施方案》，要求“建立统一规范的碳足迹管理体系”“产品碳足迹核算规则、因子数据库与碳标识认证制度逐步与国际接轨，实质性参与产品碳足迹国际规则制定”。这些部署安排为绿色低碳标准体系建设提供了明确的顶层设计和制度保障。
面对全球经贸规则重构的窗口期，应围绕产品碳足迹、碳标签、绿色认证、第三方核证等重点领域，推动国内标准、认证体系和数据平台与国际规则衔接，把技术与产业优势转化为国际标准话语权优势。应超前谋划、提前布局，推动我国从国际绿色低碳标准的重要参与者向规则贡献者转变。
一是在联合国、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等多边及区域性框架下，加强关于绿色低碳发展议题的交流，参与绿色贸易规则磋商，推动建立更加包容、公平的国际绿色贸易规则。二是借助政策对话机制，以双多边气候环境规则为抓手，推动绿色标准、绿色贸易规则的衔接，促进绿色低碳标准互认互通。三是在全球通用框架下，加快推进尚未达成全球共识的重点行业与产品碳核算、碳足迹方法学制定等工作，推动国际社会更加客观认识中国的低碳技术成果和绿色转型成效，提升中国标准国际化水平。四是推动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地区建立绿色低碳产品、技术和服务标准互认体系，降低因标准差异带来的贸易成本，促进优质绿色低碳产品和服务顺畅流动，让绿色发展惠及世界。本作品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及时删除。（来源：经济日报）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生态文明研究所副所长